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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共同抵御艾滋病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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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亚洲有100万人新感染艾滋病，平均每30秒就有1人感染。

　　亚洲，苦心经营数十载的经济局面和社会成果，可能付诸流水，不是因为战争，也不必来一次更大强度的金融风暴，而仅仅只要一次不作为———面对这一区域即将汹涌而来的艾滋病疫潮无所作为。
　　

“如果无所作为，10年之内，我们就能在自己的区域看到非洲的局面。”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第59届年会的会场中，一位与会代表表示，“我们不是拿这样的警告来危言耸听，相对于SARS而言，本区域的艾滋病问题要危险得多。”
　　ESCAP的这次年会，因为SARS疫潮而中断，第二阶段会议于9月1日在该机构所在地泰国首都曼谷重启。因SARS而生波折的会议，却并没有因此而转移主题，因为ESCAP认为，未来真正能够让亚洲遭遇不测的，并非是已令人人自危因而相关的防治体系得以迅速建立的SARS，而是危害更大但许多国家政府却仍然掉以轻心的AIDS（艾滋病）。
　　4天的会议中，ESCAP使出浑身解数来传递一个信号：艾滋病在亚洲的广大区域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如果控制不力，就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大规模爆发期，艾滋病的传播也将从高危人群转入普通人群。
　　亚洲，正处在大规模艾滋潮的前夜。
　　印度医生的预言1990年，一位名叫吉拉达的印度医生预言，在世纪之交，印度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的堡垒。此言一出，举国哄笑，认定不过是又一哗众取宠者。
　　这位现在出任印度卫生组织秘书长的医生，后来在《亚洲艾滋病》杂志中撰文写道：“我曾经遭到专家和政府的嘲笑，事实上，我的确错了，艾滋病只用了一半时间就打败了我们。”
　　到1995年，艾滋病在人口基数巨大的印度以爆炸般的速度传播，艾滋病感染人数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二的位置。而到了吉拉达医生预言的“世纪之交”，印度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无情地突破1000万，成为艾滋病在地球上的“最大堡垒”。
　　印度成了亚洲艾滋病的前哨，而吉拉达医生的预言，则成为下在整个亚洲身上的一个咒语。因为艾滋病在印度得以大流行的所有条件———巨大的人口数、社会传统与生活模式、薄弱的医疗条件以及政府的漠视，一样不缺地存在于亚洲的大多数国家。
　　“我们提请关注艾滋病问题，是因为这个区域人口众多，即便是一个低的感染率，也会造成大面积的感染和人类悲剧。”ESCAP秘书长金学洙说。
　　中国、印度、孟加拉国、日本、印尼，这5个亚洲国家，人口均上亿。
　　而且，亚太地区的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曲线，自1992年超过欧洲与美洲之后，坡度越拉越大，发展到2002年，已经远远抛开欧美，而直追撒哈拉以南国家。
　　在这次年会上，ESCAP提交的一份报告不无疑虑地指出：“世界人口中，有62％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19％的发病者在本区域……而且，目前艾滋病在各中亚共和国、印度、印尼以及俄罗斯联邦蔓延的速度不容乐观。”所以，“亚太地区有可能取代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成为全球艾滋病流行的新中心区”。
　　具体来说，至2002年为止，艾滋病在亚太各国和地区的流行情况也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的艾滋病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成人艾滋病感染率已经超过1％。这类国家包括柬埔寨（其感染率已超过2％）、泰国、印度、缅甸的部分地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第二类国家尚处于过渡阶段，但艾滋病在某些人群和地区蔓延。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尼、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越南等。
　　第三类国家和地区中，尚未出现艾滋病的大面积流行，如蒙古、韩国、土耳其和中国的香港地区等。
　　不过，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介绍之后，ESCAP年会提请与会代表注意这样的事实：印度的事例表明，全国区域的低感染率不应掩盖局部地区的严重病情———艾滋病往往是首先在某个地区局部爆发，后来才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开来。
　　而印尼和越南，则反映出另一种容易被人忽略的现象：低感染率是个易碎品。印尼过去一直属于第三类国家，但目前国内的艾滋病感染率却正在迅速上升；而在越南胡志明市，情况更令人诧异，1996年时该市的性工作者中还几乎无人感染艾滋病，而到了2000年，这一高危人群中的感染率却已超过20％。
　　艾滋病不仅仅是病艾滋病不仅仅是病，在有效且便宜的治疗手段、药物问世之前，它更是关系全球的一场全面危机。
　　这样的危机首先最直接地扑向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出席ESCAP年会的泰国卫生官员他猜用“毁灭性的灾难”这个字眼来描述目前的情形。
　　现在，艾滋病在人类中间的传播已经进入第三个10年，一个基本的规律被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基于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的特点，最容易感染艾滋病的人，往往是社会中的年轻力壮者，即15岁至49岁的人。而这个年龄，恰恰是一个人收入能力通常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所以，这些人在感染、发病之后，收入能力遭到削弱。同时，其他家庭成员为了照顾病人，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于是家庭收入再次减少。
　　“艾滋病病人家庭收入的下降幅度，甚至可以达到80％。”他猜说。
　　而且，由于收入大幅度减少，病人家庭不得不动用家庭储蓄或者举债来对付病魔和维持生活。“真正是不死不休，”前来采访会议的印尼记者承认，“在印尼，几乎所有这样的家庭，都沦至赤贫。”
　　不仅如此，艾滋病对年轻人生命的侵蚀，还会让整个国家经济为之付出代价，原因并不在于国家必须为防治而支付巨额费用，而在于艾滋病的持续蔓延会最终影响到国家的支付能力。
　　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此届年会的非洲国家博茨瓦纳总统FestusMogae，就对此有痛定思痛的感触：“艾滋病消耗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劳动力。”
　　博茨瓦纳的艾滋病危机在全球最为严重，居然有38.8％的成年人患有艾滋病或携带艾滋病病毒。这样的高比例，使得这个国家的年轻劳动力持续锐减。即便这个国家盛产钻石，也仍不得不四处争取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资金援助。
　　ESCAP健康和发展处的董瑞祥顾问，则这样描述他在纳米比亚目睹的情形：“在那里的许多地方，找不到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那里全是儿童和老人，人的平均寿命从60多岁下降到了30多岁，艾滋病夺走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艾滋病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它摧毁了一个国家为持续发展所作的一切努力。”
　　艾滋病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肆虐了20多年，寿命缩短、整个社会年轻人短缺、社会心理恐慌甚至绝望、经济停滞，这里的社会水平倒退了30多年。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ESCAP才一再向自己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敲响警钟：亚洲国家几十年来持续以发展经济为国家的中心任务；但艾滋病已然成为一个重大的发展中问题。应对不力，“本区域过去50年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成绩将化为泡影”。
　　以政治意志“治”艾滋亚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特点会对艾滋病的蔓延产生限制；艾滋病只会限于高危人群；由于抗毒药物的使用，艾滋病已经成为一种容易控制的慢性病；因为艾滋病目前流行速度慢，便可以先将之搁置一旁而优先重视其他紧迫问题……
　　在许多专家普遍为民众对艾滋病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些更为危险的误解却为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府所坚持。
　　正是因为如此，ESCAP这一次开出的药方中，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调“国家领导人的责任”。
　　博茨瓦纳总统FestusMogae，这次正是作为典型领导人而受邀前来现身说法的。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中，这位总统说，博茨瓦纳政府过去对于艾滋病无所作为，终于导致灾难性的恶果出现，如今在他的任期内，他希望能够亡羊补牢。
　　据他介绍，目前博茨瓦纳的所有工作，都以围追堵截艾滋病的传播为中心，所有的政府部门中，都设有专门处理相关艾滋病问题的机构。政府成立了以总统为首的国家艾滋病防治委员会。
　　当被问及“有什么最紧要的建议提给亚洲国家”，FestusMogae的回答是：“要尽早制订出一个全盘的应对方案，越早，你们就越能避免我们的灾难。”
　　这事实上也正是ESCAP的这届年会希望能够促成的成果，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话来讲，就是要促成这些国家重视、控制乃至最终合力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政治意志”，“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就有能力、有方法解决任何问题。”
　　而这样的政治意志，显然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国家领导人的言行上。ESCAP抱怨本区域的许多国家政府对艾滋病抱着“可怕的漠视态度”，一个表现就在于，在一些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的国家，其领导人居然没有任何关于艾滋病问题的讲话表态。

　　图：
　　面对艾滋病，亚洲能避免非洲的命运吗？

李文凯　发自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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