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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恋调查报告：3000万同性恋每天忙什么?(3)

来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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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指出：“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国艾滋病性病学界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强调：“我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张北川是“最有勇气的人。”

　　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遗憾的是，这些来自高层知识界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声音，在这所漂亮的大医院里，起不到丝毫作用。

　　张教授愤怒地说：“这事大家都知道，但院领导无动于衷。我是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忍无可忍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是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这已不是个人待遇问题了，我们遭遇的是政治！”“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凉。”张北川为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

　　他说：“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无知不可怕，科学教育能纠正无知；

　　偏见不可怕，有科学精神指导的实践，与高素质同性爱者的交流，会卓有成效地纠正偏见；但无知、偏见一旦与被腐败玷污的权力相结合，就会形成极为反常的严重阻力，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大敌，而这种阻力恰恰通常来自最基层。”

　　“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

　　我问张教授：“作为一个出色的皮肤科教授，您何以会冒着重重阻力，来专门研究同性恋与艾滋病？”
　　
　　张教授讲起这段经历，非常动情。他说：“我个人研究艾滋病易感人群，是在我看到一个人的遭遇开始的。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医学教授，我的医学启蒙老师，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同情心的医生，是最优秀的老师。‘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整个儿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这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话。”张教授说到这里，难以控制地激动起来。“1988年，他终生未婚的流言传出，说他与男子有性关系。以后的几年，几个觊觎他科主任小小权力的人，几乎将他致于死地。他曾先后5次辞职，一直未被批准，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甚至考虑过自杀。一次政治学习，几个人‘批判’了他两个多小时，当时那些人还经常当面羞辱他。事后我去看他，安慰他，他突然痛哭失声，说道：‘我一辈子做了些什么……’“这个事件持续了近5年，后来科内多名医生联名写信越级上告，要求上级派人调查。调查结束，领导说：‘所有认识那位专家的学者都讲，谁和那位专家吵架，责任就在谁，因为那位专家从来不会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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